突突

　　不知不觉之间，文坛又出现了“七十年代”这个新名词，用来形容一个新的作家群体。评论家们在用“新生代”勾勒一批当时新涌现出来的年轻而敏锐的作家时，大概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批更年轻的“新新生代”冒将出来与原来的新人“抢滩头”，于是这群更年轻更有锐气的作家只能被冠以一个年代的名称。

　　“七十年代”，除了说明那些写作者都出生在这个懵懵懂懂的时代之外，似乎没有指示出任何其他意义，它并不代表着一个流派，它仅仅指称一群同龄人。90年代是一个文学没有重心的时代，正如陈思和先生用“无名”状态来描述的，90年代的作家追求自己的特色，90年代的文学没有共同的主题，所以90年代也已不再需要流派了，这个代表共同追求和共通特点的集合。然而，正因为用整个时代来指称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就不由自主地肩负着某些时代的特征。

　　他们出生的时候，中国的那场空前大劫难已走向末路，他们既不像对信仰坚信不移的父辈们那样深受劫难之苦，也不像那些满怀理想的红色青年在异乡忍受梦想破灭的煎熬，他们甚至没有享受“阳光灿烂的日子”的那些少年人的幸运，而他们又不可能像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那样索性完全与过往割裂。他们毕竟生在这场大革命之交，新旧之间，这注定了这场浩劫中的许多因素不得不延续到他们身上。他们没有亲自受害，但他们必须恨；他们没有资格比较，但他们必须接受全新的未来。旧的传统已经破灭，新的秩序又还未建立，他们站在废墟边上，没有信仰，甚至没有理想。他们精神空虚，他们不再有偶像，或许金钱才是必须追逐的目标（但他们又不像他们的后来者那样坦然，他们总是在追求的同时感觉失落），他们中有很多人可以正气凌然地宣布崇拜比尔·盖茨――财富的象征。

　　出生在七十年代，又爱上文学，是件“不幸”的事。“伤痕”、“反思”、“朦胧诗”，兴起在他们还不知事的年代，甭说参与，就算阅读作品也只能到进了大学以后再去补一课了；当六十年代出生的热血青年背着破旧的背包，揣着《北方的河》和《你别无选择》，踏进被他们吟诵着的“中文系”时，“七十年代”还在中学里用言情武打小说与题海战术作斗争；当他们真的站在人生最重要的交叉口，文学风起云涌的美好光景已经不复再现，经济大浪潮已席卷而至，等待他们的是所谓的“文学边缘化”。选择文学本身似乎就是对社会对时代的一种叛逆，他们被认为是大学校园里最懒散、最无事生非和最无用的一群，虽然他们自命为最清醒、最敏感、最痛苦的人。别人在憧憬和追求“数字化生存”、“网络化生存”的时候，他们却喝着酒、吟着没人懂的诗，演着荒诞的话剧，发泄对过去风光无限的怀恋和对现实落寞的不满。他们没有将来，他们觉得被抛弃了，他们渴望堕落！如果堕落能让他们表现出自我的存在。他们中的一些也曾令整个校园为之疯狂，然而当他们无奈地告别曾经让他们意气风发、塑造辉煌的校园，加入到朝九晚五的所谓“白领”之中，为薪水而付出没有热忱的劳动，他们又要怎样喊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呢？虽然时代或许根本不需要他们的声音。他们没有经历，他们没有积累，他们也不复希望，属于他们的只有疯狂和叛逆。“现实主义”是不合时宜的，没有经历“现代”，已经是“后现代”了。

　　在90年代的末叶，出生在七十年代的写作者终于闪亮地喧嚣着划过文坛的上空，人们迫不及待地为他们命名，而他们尽量挥洒着有特色而无个性的梦呓般的故事与叙述。他们要向世人证明自己，说一声“我们来了”！